发布时间：2012年2月29日 信息来源：《光明日报》

认识杨昌洪是在2011年11月杭州举行的纪念陶行知诞辰120周年的国际论坛上。当时只知道这位来自贵阳修文县土家族的80后，放弃了在大学工作的机会，卖掉了家里的牛、羊、猪，在农村办起了一所职业学校，使不少误入歧途的孩子“浪子回头”，使应试教育中落败的孩子找回了自信，找到了前途。杨昌洪成了家长和乡亲们感激不尽的人。

2011年的最后几天，我踏上了记者生涯中一次难忘的寻访之路。

为最缺乏关爱的孩子办所学校

七年前，在贵州省广播电视大学担任团总支书记的杨昌洪，从学校回到家乡，听许多乡亲们说，村里一些娃娃，读完初中后，考不上高中，送去职业学校又呆不住，十五六岁，就在社会上流浪，有的百无聊赖，整日在游戏厅里浪费生命；有的拉帮结伙，打架斗殴；还有的甚至盗窃抢劫，被送进少管所。

这是一群最让父母揪心的孩子！而他们的父母又大多文化水平很低、整日忙于生计，对子女教育无力顾及。从那时起，杨昌洪就决心为这些最缺乏关爱的孩子办一所学校。

经过调研，杨昌洪了解到，中等职业学校面临的来自学生的最大挑战，一是不想读书，存在很多不良行为习惯；二是严重的自我否定，破罐儿破摔，于是通过破坏、捣乱、打架斗殴体现自己的存在；三是把自己在初中时对老师的“怨恨”带到现在的学校，与老师对立。青春期的孩子本来逆反心理就强，如果再加上这些特有的处境和心境，其教育难度之大，工作强度之大，没有亲身经历的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杨昌洪和他的团队——一群怀抱陶行知全纳教育理想的教师，还是选择了这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并且在大山里坚持了7年！

今年6月，该校对新生的一项统计显示，学习成绩中等的占15%，入校前有过不良行为的占35%，因为成绩差、口语表达能力差、家庭贫困而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占50%。这一统计结果大体代表了学校历年的生源情况。

然而新年前夕，该校组织学生为前来考察的马来西亚陶行知学会的外宾、贵州省青联委员和记者进行了一场军事表演和一台大部分由学生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看着那些生龙活虎的操练、整齐威武的队列、英姿飒爽的军容；还有表现学校生活和自己的变化的舞蹈、小品、哑剧、三句半、诗朗诵，真让人不敢相信，他们就是那些统计数字中的一员。后来听家长们说，孩子大多在进校半年后，就会有明显变化。

几年来，学校担任过北京奥运会火炬贵阳传递护卫任务，担任过第四届王阳明文化节的执勤，担任过贵州省首届农民运动会的执勤和志愿者服务。解放军驻地某预备役部队在学校组建了常备分队；修文县武装部在学校成立了县民兵应急分队；松上集团等多家企业还与学校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的考入了本科军事院校；有的被公办职业学校聘去当了教官；有的在司法、保安、城管等部门成为正式的工作人员，从社会治安的负担，变成社会治安的骨干；相当一部分学生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不少人可以从副班长做起；20%的学生中职毕业后，通过国家自学统考，进入本校大专层次的各个专业。说到就业，杨昌洪校长自豪地说：“我们的毕业生在社会上不是尖子人才，但是在家里，个个都是顶梁柱！”这其中包括7年来他们转变的近600名“问题生”。

“不抛弃，不放弃，不嫌弃”

王凯的故事——

王凯的故事是杨昌洪校长在接记者去学校途中讲的。

“王凯在来这儿之前曾经被3所中职学校开除过。父母把他送来的时候，他坚决不肯留下。见家长和孩子争执不下，我对王凯说：‘让父母先走吧，我们谈谈，谈完你再走也不迟’。父母走了，我让王凯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后来王凯说，他之所以回来，这杯水是原因之一。因为以前他每次被叫到办公室，都是站着挨训，从来没人给他倒过水。）我说，你长得这么帅，又有主见，他们为什么老开除你呢？王凯就把他一次次打架的经历一一道来。听完之后我告诉他你有两大优点，一是很聪明，我把他在打架中表现出的智慧一一指出；二是讲义气，又把他如何照顾受伤的兄弟一一指出。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用在正道上，一定有前途。”

王凯还是走了。半夜12点多，杨昌洪的手机响了：王凯的母亲声音哽咽地说：“孩子愿意去！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愿意去上学！”

再次入学的王凯仍然很不顺利。他根本受不了学校的纪律，犯规、惹事，后来干脆闹着退学。对老师的批评、教育、处罚，他从厌烦、抵触发展到对抗！杨昌洪也多次找他谈过，他还感动得哭过，但不久又反复很大。

我听好几位老师说，教育一个这样的学生，往往要比教育几十个普通学生花费的心血还要多。更难忍受的，是不懂事的孩子浑不讲理给老师造成的委屈和伤害。我深深感到，没有教育理想的人，在这儿是呆不下去的。

一天杨昌洪找到王凯，对他说：“学校这么多困难，同学们一定有很多想法，你能帮帮我，一起来管理这个学校吗？”王凯吃惊地说：“不会吧？我可以吗？”……

几句话激起了王凯的义气，他干的很认真，经常去搜集同学的意见，他提的几条重要的建议都被采纳了。比如，一些同学喜欢跳街舞，想成立个街舞社。街舞社成立了，王凯当了社长，社员中有不少都是在学校一起和他调皮捣蛋的小兄弟。用王凯的话说，“从那以后，我们课余要忙着学街舞，没时间胡闹了”；又比如，王凯说自己之所以会留下，是因为校长你多次和我谈心，可很多同学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杨昌洪为此专门与学校领导开会研究，定下制度，每周老师和校领导都要深入学生寝室聊天谈心。

王凯变了，他的街舞社在全校十来个社团中办得最有声色，经常参加演出。他的变化带动了一批问题生的转变。两年前，王凯通过了国家统考升入本校大专信息工程专业，如今正在当地一个湿地公园自行车自动系统实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善表达的王凯反复说：“杨校长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的校长；罗老师（他的班主任）是最好的老师；以前我对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现在我在外面实习，一有空就回校看看老师们，他们是超好的人。”

邹麟的故事——

邹麟的故事是他自己讲给记者听的。因为从到学校第二天起，记者就开始听一个又一个学生、家长、校友讲他们的故事。

邹麟是带着对妈妈的愧疚之心来到这所学校的。自己打伤人，让瘦弱的妈妈去赔了那么多钱，邹麟说：“这不是男人干的事！”上学后，他当了班里的纪律委员。但没多久他就旧病复发，被留校察看。

原来，自习课上有同学讲话，他去制止，被同学顶撞，他就把板擦抛了过去，接着上去就打。受到处分后，邹麟很委屈：我帮学校管纪律你们还处分我？不干了，退学！

“我大吵大闹去找校长理论。杨校长说：‘处分你不是因为你管纪律，我们都知道你当纪律委员后，你们班的纪律一直很好，连你们年级的纪律都有了进步。处分你是因为你身为纪律委员，用板擦抛人，还先动手打架！”

“杨校长还对我说，你是个有责任心有激情的人，很多事情换一种方法去做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以后有处理不了的问题可以来找我，我们一起研究怎么解决。”

邹麟告诉我：“如果当时校长训我，我很可能真就退学了，那我可能又会因为闯祸被派出所关进去。可从那以后我变了，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好我也说不清。我的学习成绩一般，但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思考。我真心地想帮助学校做点什么。比如看到有同学打架，就想尝试着去和他谈谈。这个学校和我过去读过的任何学校都不一样。那些学校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学校是学校。学生为了拿文凭，老师为了挣工资，学校是他们各有所图的地方。而在这个学校，三者是融在一起的。

谈到未来的打算，邹麟说，我想经商。这学校真穷，我有了钱就资助杨校长把学校做大做强；我妈没坐过飞机，她说将来要靠我坐飞机。我有了钱就带她坐飞机到处旅游。

后来我在采访邹麟妈妈时，把邹麟这番话告诉了她，邹妈妈一再问：“这真是他说的吗？”

后来我问杨校长：“为什么对这些孩子不离不弃？”杨校长说：“教育没有拒绝的权利，教师没有对学生抛弃、放弃、嫌弃的理由。”

吊脚楼上家长的故事——

由于感激学校，很多家长都尽心尽力地用各种方式帮助学校。家住花溪的苗族家长刘龙祥是其中之一。那天，在山青石秀的江水边，我们来到刘龙祥家的吊脚楼，围着火听他讲故事。

原来他的女儿刘吉敏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他不忍心让15岁的女儿去酒店打工，就送到了杨昌洪的学校学习文秘专业。吉敏读完职高，通过了西安陆军指挥学院的自主招生，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本来吉敏毕业后，可以在西安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但我喊她回来，回母校教书，支持杨校长办学。”（2010年，刘吉敏回到母校，加入了教师队伍）

刘龙祥说，他家还有个亲戚，名叫张青。初三毕业，16岁因加入非法组织被关进了少管所。出来后，很难找工作，家长把他送到杨校长这里来，读的是军事保卫专业，学习社区管理，保安概论、擒拿格斗、心理学……毕业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镇政府城管大队有了正式职业，还当了队长。父母又把弟弟张黎也送到杨校长的学校，2010年毕业后在北京卫戍区当了兵。

刘龙祥说，杨校长的学校到现在还是租人家的房子当校舍，他想找个地方建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我已经帮他跑了三年，说服各级领导。记者问他是不是和哪个领导有关系？他说：“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就给他们讲我家这几个娃娃的例子，让他们知道这个学校怎样的好。刘龙祥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已经说动乡政府了，他还要去说服其他领导。

植入心灵的校园文化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见识过许多学校的校园文化，内容基本上是名人名言或标语口号式的办学理念。而在杨昌洪的学校，让人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这所学校是我见到的条件最差的学校之一，然而，这里的校园文化，却是我所见到的对人的心灵最有穿透力的校园文化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陶行知精神和办学理念，渗透在花草树木，陋屋板房上面的字里行间——

在全校最醒目处，挂着边缘已开始破损的塑胶纸做的几条巨大字幅：

“我们不在乎你的过去，我们更重视你的现在和未来，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幸福的生活，那就请你自豪地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一起前行”；

“在这里，每一个学生都重要，我们用公平全纳、多元的教育，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奠基，让一个个折翼的天使焕发生命的光彩！”

“我们‘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我们只做人中人。’做一个有知识文化和道德，而且懂得用它去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的文明人。”（单引号内是陶行知原文）

学校有四亩“陶花园”，园中两排活动板房八间是教室，一间是学生自己管理的图书室，书架是学生自己用板子钉的。墙上写的是“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陶行知

陶花园门口有一副对联：“校中艰苦朴素桃李仍然年年秀”；“园内风吹雨打陶花依旧朵朵香”。师生经常聚集的地方有棵梧桐树，被改名为“悟同树”，旁边赋诗一首：“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梧桐树下，书声朗朗，努力学习，孝敬爹娘；立志报国，建设家乡。”教室旁的树取名“陶树”，赋诗一首：“满园陶花香，行知路人忙，学得真本领，做个好儿郎。”关鸡鸭鹅狗的园子起名“禽鸣园”，赋诗一首：“鸡鸭无语自成群，猫狗和睦不相争；学得动物优点处，也做世上有德人”。在师生共同修建的鱼塘边，赋诗一首：“鱼儿水中游，欢乐且无忧，学子旁边赞，青春又何愁？今日同甘苦，勤奋不停留，汗水湿衣袖，壮志藏心头。”矗立在草地中的一块从山上搬来的石头上，刻着“放宽爱的尺度，缩小恨的边缘”……

纪律严明是这所学校校园文化中更深层的一个特色。早出操晚点评， 全校师生一律穿迷彩服，行军礼，奖惩措施也延用了不少军校管理的办法。杨昌洪认为，对于散漫惯了又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利用他们崇尚军人的心理，把军校中一些适用于普通教育的元素融入管理，对他们养成好的习惯，减少对严格要求的抵触，会起到重要作用。

不少学生刚开始非常不习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看到自己和这个集体的巨大变化，便由衷地认同了这种管理。曾因为身体小有不适而没去出操，受到严厉批评的杨彬告诉记者，当他看到老师给冻伤的同学烧热水；夜里给同学们掖被角；让同学到他屋里看书、练书法；还为自己调解与同学之间的误会；校长和老师经常来寝室与同学谈心……他不恨老师了，而且在心里把他当榜样。

这里是可以实现教育理想的地方

在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和26岁的张雅诗老师在学校的操场上，以身后的将军岭为背景拍了一张照。我想用镜头记住这位心灵和外貌一样美丽的青年女教师。在报社，这个年龄的编辑记者会被大家当成小姑娘。而在这儿，她已经是独挡一面的教学骨干，还是教务科副科长，那些“调皮大王”管她叫“温柔的母老虎”，可见她的外柔内刚。毕业于警官学院的她，儿子才三个月大，就交给了爷爷奶奶，自己赶回学校。这个学期，她在学校四个月，儿子就住院3次。她也想把婆母和孩子接到身边照顾，但学校条件太艰苦：6位女教师挤在一间宿舍，实在找不出一间空房。她的精神支柱，除了来自军人丈夫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她坚定地认为：这里是可以实现教育理想的地方。

因为大部分生源来自农村，学校收费很低，教师工资也比同类学校低，但记者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教师有一种幸福感，它来自学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来自学生那些和着泪水写成的“毕业感言”，来自家长们无以言表的感激，来自学生见义勇为获得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赞扬和感谢。

（本文为“记者走基层”之作 本报记者 宋晓梦）